城市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的關鍵標志，它檢驗著經濟社會發展的質量和水平，更承載著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，下面給大家分享明確為大城市名單一覽表，歡迎閱讀!

明確為大城市名單一覽表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這105個大城市中，包括了4個縣級市，分別是江蘇昆山、浙江義烏、浙江慈溪和福建晉江，均為Ⅱ型大城市。上述資料提供的七普數據顯示，江蘇昆山常住人口達到209.25萬人，城區人口達到141.43萬人;浙江義烏常住人口達到185.94萬人，城區人口達到118.42萬人;浙江慈溪常住人口達到182.95萬人，城區人口達到106.19萬人;福建晉江常住人口達到206.16萬人，城區人口達到101.25萬人。

從經濟數據來看，上述江蘇昆山、浙江義烏、浙江慈溪和福建晉江也均位列2021年我國GDP十強縣。2021年我國GDP十強縣分別是昆山、江陰、張家港、晉江、常熟、慈溪、宜興、長沙縣、神木和義烏。

上述城市評級(城區常住人口)關系到很多大項目的審批。與城市建設發展息息相關。

例如，今年9月10日住建部公布的《關于加強超高層建筑規劃建設管理的通知(征求意見稿)》，明確提出：城區人口300萬以上城市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;城區人口300萬以下城市不得修建250米以上建筑。

根據2018年7月國家發布的《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軌道交通規劃建設管理的意見》，要求申報建設地鐵的城市一般公共財政預算收入應在300億元以上，地區生產總值在3000億元以上，市區常住人口在300萬人以上。

另外，此前中辦、國辦印發《關于促進勞動力和人才社會性流動體制改革的意見》，特別提到：全面取消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落戶限制;全面放寬城區常住人口300萬至500萬的大城市落戶條件。城區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，則要精簡積分落戶項目，確保社會保險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數占主要比例。

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區別

人口數量不同：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城市為大城市;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城市為小城市。

經濟發達程度不同：大城市積極比較發達，工資水平比較高，物價水平也高;小城市經濟相對落后，工資水平較低，物價也相對較低。

就業情況不同：大城市就業機會較多;小城市就業機會較少。

大城市指經濟較為發達，人口較為集中的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城市。

2014年11月，《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》，明確了新的城市規模劃分標準，按照新的標準，城區常住人口達到100萬到500萬人的城市為大城市，城區常住人口達到500萬到1000萬的城市為特大城市，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人以上的城市為超大城市。

城區是指在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，區、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域和其他區域。

常住人口包括居住在本鄉鎮街道，且戶口在本鄉鎮街道或戶口待定的人;居住在本鄉鎮街道，且離開戶口登記地所在的鄉鎮街道半年以上的人;戶口在本鄉鎮街道，且外出不滿半年或在境外工作學習的人。

如何建好大城市空間

(訪談嘉賓：焦永利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授、中浦院牛津大學聯合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員)

錦觀智庫：現在的城市發展思路有了更復雜、更宏大的視角，不僅納入了經濟、社會、政治等因素，也更強調頂層設計、系統思維和歷史視角。這對城市發展意味著什么?

焦永利：城市越大，治理的復雜度也會大幅上升。因此，城市的高質量發展需要不斷拓展視野、綜合施策。城市是現代化建設的引擎，國家中心城市是經濟發展的“火車頭”。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為例，從國家層面來看，這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需要。進入新時代，成渝地區作為國家經濟發展“菱形”骨架西部頂點的特征愈加強化，對周邊的輻射力、帶動力不斷提升，內陸開放型經濟持續推進，強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戰略地位就成為必然之舉。從城市發展層面來看，這是成渝地區發展基礎與潛力的政策表達。城市群、都市圈作為新型城鎮化主體空間形態，符合經濟發展規律，有助于整體上實現空間規模收益遞增。

錦觀智庫：超大城市的出現意味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聚集，這一趨勢有沒有新變化?我們應該如何讓超大城市的發展健康可持續?

焦永利：我國的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綜合競爭力持續攀升，正在邁入新的歷史方位，面臨新的機遇和重任，可以總結為“一個大趨勢+一個新思路”。所謂趨勢，是指“城市進化”。我通過分析歷次科技產業革命與城市發展的范式變革發現，當前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呼嘯而來，給城市帶來系統提升、整體變革的進化機遇。因此，城市的發展與治理亟須新的思路，我稱之為“城市研發”。也就是說，面對城市進化的躍遷節點，一方面需要繼承歷史經驗、借鑒國際案例;另一方面，需要超越線性思維、模仿思維，基于城市史、比較研究、城市理論等層面的基礎工作，通過整合科技產業變革與新的營城理念，創造人類城市發展歷史上的“原創品”，探索城市進化的新方向、新方案。

對成都來說，需要從“未知—已知”循環、“需求—供給”循環、“中心—區域”循環、“國內—國際”循環等方面入手，全面提升創新功能、產業優勢、城市能級和開放水平，加快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，帶動城鄉、區域發展，積極融入全球高能級城市網絡，探索公園城市發展的新形態、新路徑。

(訪談嘉賓：焦永利 中國浦東干部學院教授、中浦院牛津大學聯合城市研究中心研究員)

錦觀智庫：現在的城市發展思路有了更復雜、更宏大的視角，不僅納入了經濟、社會、政治等因素，也更強調頂層設計、系統思維和歷史視角。這對城市發展意味著什么?

焦永利：城市越大，治理的復雜度也會大幅上升。因此，城市的高質量發展需要不斷拓展視野、綜合施策。城市是現代化建設的引擎，國家中心城市是經濟發展的“火車頭”。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為例，從國家層面來看，這是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需要。進入新時代，成渝地區作為國家經濟發展“菱形”骨架西部頂點的特征愈加強化，對周邊的輻射力、帶動力不斷提升，內陸開放型經濟持續推進，強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戰略地位就成為必然之舉。從城市發展層面來看，這是成渝地區發展基礎與潛力的政策表達。城市群、都市圈作為新型城鎮化主體空間形態，符合經濟發展規律，有助于整體上實現空間規模收益遞增。

錦觀智庫：超大城市的出現意味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聚集，這一趨勢有沒有新變化?我們應該如何讓超大城市的發展健康可持續?

焦永利：我國的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綜合競爭力持續攀升，正在邁入新的歷史方位，面臨新的機遇和重任，可以總結為“一個大趨勢+一個新思路”。所謂趨勢，是指“城市進化”。我通過分析歷次科技產業革命與城市發展的范式變革發現，當前新一輪科技產業革命呼嘯而來，給城市帶來系統提升、整體變革的進化機遇。因此，城市的發展與治理亟須新的思路，我稱之為“城市研發”。也就是說，面對城市進化的躍遷節點，一方面需要繼承歷史經驗、借鑒國際案例;另一方面，需要超越線性思維、模仿思維，基于城市史、比較研究、城市理論等層面的基礎工作，通過整合科技產業變革與新的營城理念，創造人類城市發展歷史上的“原創品”，探索城市進化的新方向、新方案。

對成都來說，需要從“未知—已知”循環、“需求—供給”循環、“中心—區域”循環、“國內—國際”循環等方面入手，全面提升創新功能、產業優勢、城市能級和開放水平，加快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，帶動城鄉、區域發展，積極融入全球高能級城市網絡，探索公園城市發展的新形態、新路徑。